【以色列《耶路撒冷邮报》3月8日报道】以色列总理纳夫塔利·贝内特访问莫斯科后又访问了柏林，这被解释为他想在俄罗斯的军事行动进一步升级之前，试图通过谈判达成停火协议，从而避免在乌克兰造成更多死亡和破坏。贝内特扮演和平调解人的角色，能够同时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进行对话。据报道，他还与美国政府、德国总理朔尔茨（几天前访问过耶路撒冷）和法国总统马克龙进行了协调。

对许多评论员和分析人士来说，这是一项英勇的事业，使以色列跻身于国际权力掮客的顶级行列。一些人指出，这与非政府组织和联合国领导的孤立以色列为“不受欢迎者”运动之间存在极大差异，一方面以色列被贴上种族隔离的标签，另一方面以色列正在登上全球和平缔造者的崇高地位。当然，这是贝内特本人和以色列在世界各地政治形象的重大提升，对以色列的其他利益也有额外好处，包括停止伊朗核计划。

但是，还有另一种解释似乎更合理，这种说法基于调解和平协议和单方面投降之间的根本区别。普京的行动反映了一种精心策划和执行的战略，即有系统地逐个打击乌克兰城市。他的目标是通过展示俄罗斯的实力和破坏力来对抗美国和北约，这一点已被明确和反复阐明。泽连斯基和乌克兰军队的投降，以及在克里姆林宫外建立一个傀儡政府，将标志着这些目标的实现。

如果普京利用贝内特作为被动的调解人，向泽连斯基、欧洲领导人和拜登政府传达这些投降条件，那么这与积极调停者和和平斡旋者的行动相去甚远。以停火开始的调解协议包括相互让步——双方为了和平和结束破坏而放弃一些重要的东西。在这种情况下，调解人的核心工作是帮助促成这一过渡，然后达成协议，包括在双方不交谈时提供沟通渠道。

在其他情况下，调解人更积极地参与其中，提出克服僵局的创造性选择，并提供安全或其他保障。为了结束1973年赎罪日战争，美国（基辛格的穿梭外交）促成了停火，其中包括一支美国监测部队，这是一种谈判前的形式。几年后，在埃及总统萨达特和以色列总理贝京之间的历史性谈判中，美国政府为戴维营谈判提供了便利，并以向双方提供大量经济和军事援助的形式为双方提供了附带付款，这促使了以色列于1979年与埃及签订的条约。美国还帮助克服了一个主要障碍，保证以色列获得石油，以换取以色列撤出西奈半岛的油田。

就俄罗斯和乌克兰而言，除了通讯渠道之外，以色列几乎没有什么可以提供的。以色列没有真正的权力或影响力，也无法作为任何一方的经济或安全保证人。尽管普京可能像其他不了解美以关系真实情况的领导人一样，轻信以色列和犹太人在华盛顿的影响力被夸大的神话。

冲突期间成功调解通常需要的另一个条件是时机成熟，即双方都遭受了足够的痛苦，通过额外战斗获得的任何进一步收益似乎低于可能的成本（陷入相互伤害的僵局）。交战双方之间的关系从零和（一方的收益就是另一方的损失）转变为双赢（双方都受益）。在以色列独立战争和赎罪日战争中，调解人就能够在这个阶段达成停战协议。相比之下，在时机不成熟的情况下，当至少一方试图利用谈判的表象为更多的军事行动做准备时，潜在的调解人也会受到指责，就像臭名昭著的《奥斯陆协议》谈判期间阿拉法特和挪威的情况一样。

在俄罗斯的入侵中，没有明确的证据表明对乌克兰城市的征服和破坏仍在继续，双方也没有从零和冲突过渡的迹象。虽然有许多关于乌克兰成功反击的说法和视频，但很难将虚假信息与真实情况区分开来。乌克兰的抵抗力度和俄罗斯的伤亡人数可能比普京预计的要多，西方的经济制裁也是如此，但这些内容这完全是外界猜测。

出于这些原因，不能排除一种更为极端的情况，即普京更多地将以色列和贝内特作为一个向乌克兰施压并传递“投降的条件”的中间人，而不是作为和平调解人。尽管在严峻的形势中保持乐观主义很重要，但有时候需要从冷酷的现实主义角度进行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