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耶路撒冷邮报》1月11日报道】以色列与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巴林、苏丹和摩洛哥实现关系正常化是一个可喜的进展，这标志着一种范式的转变。几十年来，阿拉伯世界的假设是，如果巴勒斯坦问题得不到解决，阿拉伯国家就不会与以色列实现和解，现在看来，一些阿拉伯国家已经不愿意再等待了。

基于阿拉伯领导人公开和私下的声明和对整个阿拉伯世界的民意调查，以及社交媒体上的讨论，都未能揭示阿拉伯精英们渴望推进自己特殊利益的目的。

四个因素解释了阿拉伯国家最近愿意和准备在不考虑巴勒斯坦问题的情况下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首先，特朗普政府愿意为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的正常化付出高昂的代价。事实上，它折射出了一个新的有趣的现象，即第三方愿意为双边协议买单。

就阿联酋而言，代价是一笔规模空前的美国武器交易，包括世界上最先进的战斗机F-35。就苏丹而言，美国已将其从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名单中剔除，此举将为这个非洲国家获得对于重振经济至关重要的国际贷款和援助打开大门。而摩洛哥的补偿是美国承认其对西撒哈拉的吞并，自1975年入侵该地区以来，摩洛哥一直试图实现这一目标。多年来，它甚至动员了美国的犹太人游说团体，但始终没有成功。

美国过去曾向其他与以色列媾和的国家提供慷慨的援助，但以色列也被要求以领土撤退、外交和经济援助来交换。如以色列向埃及支付的代价尤其高昂，包括撤出西奈半岛，拆除其在那里的定居点等等。此外，以色列也同意改变与约旦的边界，作为与安曼条约的一部分，甚至授予约旦在耶路撒冷圣殿山上的特殊角色。

阿拉伯国家同意正常化的第二个原因是担心美国新一届新拜登政府将会延长与伊朗的核协议。与以色列结成公开联盟，是为了创建一种针对伊朗的新威慑模式。如果美国选择重新与德黑兰达成协议的话，对美国完成从叙利亚、伊拉克和阿富汗撤军的担忧也将会被考虑在内。撤军开始于奥巴马政府时期，在特朗普任期内一直持续，在拜登任内则很可能继续下去，这迫使该地区的美国盟友独自面临威胁。对该地区的一些国家来说，以色列的价值将在美国撤军之后上升。

第三个因素与巴勒斯坦问题的重要性在阿拉伯之春和新冠病毒大流行之后下降有关，这使得阿拉伯国家的注意力集中在国内。这也直接引发了第四个因素，即阿拉伯和穆斯林国家对《亚伯拉罕协议》的反应相对冷淡，这增强了其他统治者与以色列建交的信心，并将引发阿以媾和多米诺骨牌效应。

如果在过去，巴勒斯坦人可以在所谓的“拒绝阵线”框架内获得支持，该阵线反对与以色列和解(包括伊拉克、叙利亚、利比亚、阿尔及利亚、南也门)，但现在看来，这些国家几乎没有任何条件来帮助巴勒斯坦人。

如果认为把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置于次要地位有损其重要性，那将是错误的。巴以问题仍然是冲突的核心，无法避免。尤其是考虑到两国方案日益受到侵蚀，以及人口统计学上的预测，即在托管时代的以色列，巴勒斯坦人很快就会超过犹太人(他们目前的人数几乎相等，约为680万)。因此，与迪拜、麦纳麦、拉巴特和喀土穆的关系，以及未来可能与其他阿拉伯国家实现和解，虽然当然重要，但不能替代解决巴勒斯坦问题。

显然，巴以问题不会在拜登政府的议程上占据重要位置，拜登政府的议程将重点关注与新冠病毒大流行影响相关的国内和外交政策问题、与伊朗的协议等。然而，拜登政府未来还是有机会推动解决巴以冲突，原因有以下几个。

首先，新的民主党政府将竭尽全力与特朗普政府的遗留问题撇清关系。特朗普政府造成了与巴勒斯坦领导层的裂痕，采取了单方面的亲以色列措施(比如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这在总体上把美国变成了一个明显不公正的中间人。

其次，在遭受了美国和阿拉伯国家的数次打击后，巴勒斯坦人意识到他们对正常化决定的过激反应在经济和外交上都对巴勒斯坦权力机构有害。更重要的是，巴勒斯坦权力机构领导人马哈茂德·阿巴斯认为拜登领导的民主政府是一个恢复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在国际舞台上的机会，因此，他似乎愿意重新加入谈判。

最后，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的举动实际上可能会增强他们的愿望，并需要对所谓放弃巴勒斯坦问题的行为进行补偿，通过这样做来增强其政权在国内的合法性。

然而，矛盾的是，这种把巴勒斯坦问题的解决置于阿拉伯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之后的逆转，创造了处理这一问题的新机会。最大的未知数是以色列下一届政府的性质及其解决冲突的意愿程度。全球和区域形势正在为以色列创造一个机会，使其不仅采取阿以双边协议的“大行动”，而且采取一项旨在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全面区域合作计划。

这将包括沙特，并在与主要穆斯林国家(如在幕后与以色列保持联系的印度尼西亚和巴基斯坦)之间取得突破。这一行动将不限于政府一级，也将促使阿拉伯民间社会发生变化，尽管大多数穆斯林反对与以色列实现正常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