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耶路撒冷邮报》3月31日报道】随着以色列各城市发生了一系列恐怖袭击，计划于下周访问印度的以色列总理纳夫塔利·贝内特不得不推迟计划。毫无疑问，印度人对恐怖主义有着自己的艰难经历，他们理解这一点。

如果情况允许，总理的行程必须重新安排。印度已成为以色列日益重要的合作伙伴，贝内特将两国关系归类为战略联盟。

以色列和印度应该成为朋友的原因有很多。纵观印度漫长的历史，欧洲和中东地区普遍存在的那种反犹太主义歧视在印度次大陆几乎不存在。此外，犹太人和印度人都拥有可以追溯到古代的历史遗产，这些历史遗产对人类文明做出了无可置疑的贡献。

在现代时期，以色列人和印度人都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几年里，在与英国殖民统治进行艰难斗争之后才获得独立的。这两个国家都是从鲜血中诞生，经历了痛苦的分裂和痛苦的人口迁移。这两个国家的独立都是由务实的民族主义者领导的，他们信奉世俗主义和社会民主——以色列的以色列工人党（Mapai）和印度的国会。

然而，尽管有相同之处，几十年来以色列与印度的关系一点也不好。印度第一任总理尼赫鲁是“冷待政策”的设计师；以色列第一任总理本·古里安指责印度领导人抵制以色列。

本·古里安没有错。在印度独立仅仅三个月后，印度就反对1947年联合国提出的建立犹太国家的分治建议。1949年，印度投票反对以色列加入联合国。尽管1950年印度承认以色列，尼赫鲁也只是表示“因为以色列是事实存在的”，但印度决心只维持最低水平的关系。允许以色列在孟买设立领事馆，同时坚决拒绝在新德里开设大使馆。

尼赫鲁并不是天生的反犹太或反犹太复国主义者，远非如此。他那一代受过西方教育的社会民主党人往往在意识形态上与犹太人和新生的犹太国家有密切关系。就连尼赫鲁反对联合国1947年的分治提案，也可能更多地与印度自己在分治中的痛苦经历有关，而不是与任何与生俱来的对犹太人主权的反感有关。

最终，这种“冷待政策”源自印度的现实政治，用尼赫鲁的话说，就是不“冒犯阿拉伯国家朋友的感情”的愿望。

印度的核心国家安全挑战是与巴基斯坦持续的紧张关系。除了1947年围绕着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建立而发生的大规模暴力事件外，两国还爆发了一系列战争，在这些冲突之间发生了无数的边境冲突和军事对峙。

尼赫鲁决心不让穆斯林国家自动站出来反对印度，支持他们在伊斯兰堡的共同宗教主义者，他的不结盟政策提供了一个近乎完美的解决方案。

不结盟不仅让新德里成为摆脱殖民束缚的国家的代言人，从而提高了印度的全球地位，这些国家与印度一样，寻求西方和苏联集团之间的独立路线。但是不结盟还帮助压制了亲巴基斯坦的伊斯兰阵营，这可能有损于印度的利益。

1955年，尼赫鲁在万隆举行的第一次亚非会议上发挥了关键作用，来自新独立国家的29位领导人参加了会议。1961年，尼赫鲁在贝尔格莱德正式成立不结盟运动时发挥了核心作用。

与南斯拉夫的铁托一起，尼赫鲁不结盟的主要伙伴是时任埃及总统贾纳赛尔，他自己的革命反殖民主义与世俗阿拉伯民族主义似乎与尼赫鲁的世界观很好地契合（尽管尼赫鲁是民主党人，纳赛尔不是）。

从实际角度来看，尼赫鲁与纳赛尔在这两方面都做得很好。尼赫鲁成功地缓解了阿拉伯世界对巴基斯坦的支持，而这本可以成为巴基斯坦立场的天然堡垒。就纳赛尔而言，他获得了一个重要的国际平台，可以借此推动他的泛阿拉伯议程。

有趣的是，当时，尽管纳赛尔在以色列被认为是负面的，但尼赫鲁仍然备受钦佩。前者被广泛认为是反犹太主义的法西斯独裁者，而印度总理则保持着一位有原则和进步性的国际政治家的光环。

以色列工党成员和kibbutz领导人伊加尔·阿隆（Yigal Allon）于1959在新德里与尼赫鲁会晤，他表达了许多以色列人的积极观点。他写道，尼赫鲁的印度对中东而言是具有建设性且适当的力量，甚至预言印度可以在以色列和阿拉伯邻国之间进行和平斡旋。

事情并没有这样发展，但阿以和平确实直接影响了印以关系。1991年马德里中东和平会议之后，新德里终于开始提升两国关系，紧随中国的步伐，同意与以色列互设大使馆和互派大使。

六年后，以色列总统埃泽尔·魏茨曼成为首位访问印度的以色列总统。2003年，总理阿里埃勒·沙龙成为首位访问印度的以色列总理。虽然印度花了更长的时间做出回应，印度总统普拉纳布·慕克吉成为2015年访问以色列的第一位印度国家元首；印度总理莫迪在两年后才来到耶路撒冷，但改善关系的轨道已经确定。

如果说以前只有年轻的以色列背包客蜂拥到印度次大陆，完成他们在以色列国防军之后的义务出国旅行，那么越来越多的以色列科技企业家也开始蜂拥到印度寻求商业伙伴关系。

不可否认，正是在总理内塔尼亚胡和莫迪之间非常特殊的友谊下，两国关系迅速发展，两位右翼中间派国家领导人在彼此身上找到了志同道合的精神和宝贵的伙伴。

内塔尼亚胡曾和莫迪开玩笑说，印度是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以色列是中东最大的民主国家。在他们的共同监督下，合作将在各领域全面展开，比如国防、情报、反恐、网络、创新、投资、贸易、农业科学、水管理、绿色能源、太空等等。甚至还有印度在联合国不投票反对以色列的罕见例子。

今天强大的印以关系是以色列国际地位更大转变的又一体现。与本·古里安不同，贝内特的挑战不是来自印度的抵制，而是在内塔尼亚胡工作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升两国关系。当两国确定贝内特访问的新日期时，将有机会实现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