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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经典到后经典:叙事学的理论转型与跨学科影响


 

2025523日,四川外国语大学文化学研究所“歌乐讲坛”第四十八讲在四川外国语大学博文楼成功举办。本次讲座由四川外国语大学中外文化比较研究中心主办,四川外国语大学德语学院和四川外国语大学文化学研究所德语文学课程虚拟教研室协办,特邀北京外国语大学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外国文学》期刊副主编姜红研究员作为主讲嘉宾,四川外国语大学冯亚琳教授担任主持人。

此次讲座系统梳理了叙事学理论发展脉络。


 

讲座伊始,姜红老师指出,现代叙事理论有多个来源,其中之一是20世纪初德俄形态学传统。德国学派以弗莱申堡(Otmar Schissel von Fleschenberg)、索伊福特(Berard Seuffert)为代表。俄国形式主义学派发展了德国形态学方法,托马谢夫斯基(B. Tomashevsky)、什克洛夫斯基(V. Shklovsky)、普洛普(Vladimir Propp)的理论贡献成为结构主义叙事学的先声。另一个来源是以詹姆斯(Henry James)、卢伯克(Percy Lubbock)和布斯(Wayne C. Booth)为代表的英美叙事传统。经典叙事学即结构主义叙事学以索绪尔语言学为方法论基石,1966年在巴黎出版的的《交际》杂志第8期与托多罗夫(Tzvetan Todorov1969年发表的《〈十日谈〉语法》标志其开端。托多罗夫、巴特、布雷蒙和格里马斯等人的经典模式将重点放在情节和叙事语法, 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叙事学转向话语和叙述。法国叙事学家热奈特(Gérard Genette)的《叙述话语》(Discours du récit, 1972)将话语分成时间、语式、语态三个范畴,建立了“聚焦”概念。德国叙事学家斯坦泽尔(Franz Karl Stanzel)提出分别与三种原型性小说类型对应的作者叙事情境、人物叙事情境、第一人称叙事情境。美国叙事学家查特曼(Seymour Chatman)区分了隐性叙述者和显性叙述者,也是最早将叙事研究拓展至电影的研究者之一。

20世纪80年代后经典叙事学则突破了结构主义叙事学的研究对象、方法和目标,转向读者接受、历史语境与跨学科研究。费伦(James Phelan)的修辞叙事学提出叙事进程概念,突出了对读者阐释经验的关注。兰瑟(Susan Lanser)的女性主义叙事学将隐性叙述/显性叙述等叙述者的特征问题扩展到性别领域。后殖民主义等意识形态批评叙事学,试图通过对文本的“症候阅读”,找出无意识或被压抑的心理。认知叙事学将叙事学与认知科学结合起来,赫尔曼(David Herman)从认知角度研究人对行动和事件的感知,弗卢德尼克(Monika Fludernik)侧重分析叙事结构及其依据的基本认知框架。20世纪80年代以来,“叙事”一词被广泛用于法律、医学等社会科学领域,出现了叙事普泛化现象。

姜红老师最后以申丹教授提出的“双重叙事进程”为后经典叙事学案例,介绍该理论及其阐释实践。该理论的提出突破了批评界聚焦于单一叙事进程的研究传统,揭示了不少叙事文本中显性叙事与隐性进程的并存现象,如卡夫卡《判决》(Das Urteil, 1912)中显性的父子冲突与隐性的社会压力互动形成了双重主题镜像。该理论挑战了传统的情节阐释框架,已被广泛应用于小说、戏剧、电影等多种体裁和媒介研究。

在讨论环节中,师生就双重叙事进程的文本应用、叙事学跨学科研究的边界等问题与姜红老师进行了深入交流。针对这些讨论,姜红老师特别指出,双重叙事进程需立足文本整体,避免将次要情节误读为隐性线索,跨媒介研究也应立足不同载体的叙事逻辑差异性。最后,冯亚琳教授做了总结点评,认为此次讲座系统梳理叙事学发展脉络,在此基础上,双重叙事进程理论突破了传统的二元对立模式。针对学科前景,建议师生们在追踪学术前沿中探索研究新路径。总之,本次讲座不仅强化了与会者对叙事学研究的系统性认知,双重叙事分析模式更有效激发了师生们对理论应用与学术创新的深度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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